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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盟史寻踪】足音铿锵“管二八”
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，陪都重庆街头曾有这样的情景：几个相遇的人打着并不秘密的暗语：“到哪儿去？”“二爸家里去！”“有什么事情？”“二爸要对我们说话。”于是，几人相约或另邀朋友按时走向一个四合院。
“二爸”是谁？其实就是那个四合院，旧称古家院子，因位于管家巷中段西侧28号而简称“管二八”。管家巷位于和平路旁，上接火药局街，下连蔡家石堡，长约百米，因曾有一管姓富户在此居住而得名。
古家院子在抗战初曾是四川盐业公司的仓库，后遭日机轰炸，仓库就此废弃不用。1939年，陶行知在合川草街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，为加强对外联系，拟在重庆市区设立办事处。他看中了这处废墟，将其从盐业公司手中租下，清理修缮后，又增加了一些简易建筑，其中包括冯玉祥将军题名的“奎杓堂”。
1942年1月，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在此设立，育才学校绘画组迁往此处，儿童美术馆也在此建立。不久后，陶行知和他所创办的生活教育社、由他任主编的《战时教育》杂志社等也迁了进去。抗战胜利后，生活教育社等团体在此举办民主讲座，即前文所述“二爸要对我们说话”。当时，“到二爸家里去”成为山城青年追求民主进步的生动写照。1945年9月，民盟重庆市支部成立，支部创办了机关刊物《民主星期刊》，办公及通讯地址也在这里。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，社会大学在此举办。
“二爸”是何模样？据1940年进入育才学校学习的可平回忆：“管二八”是一座长方形的四合院，一进大门，是一个大院子。紧靠大门左侧是一排平房，大门右侧是一座二层楼房，与大门成直角。楼上的大屋是绘画组教室，绘画组教室往里是两间小屋。里间的小屋就住着陶校长夫妇，墙上挂着陶校长亲笔写的“爱满天下”四个字。楼房旁是厨房和浴室。面对大门的大院另一边也是一排平房。
陶行知将育才学校绘画组迁到“管二八”是为了实践“生活即教育，社会即学校”的教育理念。从1942年1月到1945年4月，绘画组先后在中苏文化协会、管家巷儿童美术馆、江苏同乡会等地举办公开展览六次，产生了较大影响，《新华日报》多次予以报道和刊登作品。
除了学习和举办画展，绘画组还参与了其他社会工作：上街动员失学儿童来上夜校，出售《民主星期刊》，慰问从湘桂撤退过来的难民，联合戏剧组、音乐组演出“武训大秧歌”……孩子们在社会里成长，靠劳动自谋生存，在创造中体会“文化为公”的快乐。
抗战胜利后，生活教育社等团体每逢星期六在“管二八”举办民主讲座，请各界知名人士讲演政治时事问题，周恩来也曾就战后的形势和任务作过演讲。当时，重庆的很多青年人向往和平民主，不满足于每周一期零散的讲座，希望有组织有系统地学习。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，经金秀堤等人出面在民主讲座上倡议，社会大学于1945年12月23日开始筹备，于1946年1月10日开始招生，经过严格审查，最后有197名学生入学，其中女生67名。1月15日晚上，社会大学开学典礼在“管二八”院内隆重举行，周恩来、冯玉祥、张澜、史良等参加大会并讲话。
重庆社会大学校徽
社会大学自筹建起，民盟组织就发挥了重要作用：除了正副校长是民盟盟员外，九位校董有五人是民盟盟员；强大的师资阵容中，有张澜、沈钧儒、章伯钧、梁漱溟、马哲民、沙千里、力扬、叶丁易等多位民盟领导人和盟员学者。
社会大学以陶行知倡导的“明白人民的大德”、“亲近老百姓”和“为人民造幸福”为目标，采取灵活的办学模式，很快成为国统区内革命的新型学校和民主运动的营垒，为创建新中国培养了300多名人才，有15位社大学员牺牲在重庆白公馆、渣滓洞，其中包括程谦谋和胡作霖两位盟员。
由于社会大学与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同在“管二八”，因此名为两校，实为一体：社大创办时财务会计由育才人员兼任；社大有的系借用育才的教室上课；育才的学生有继续读社大的，社大的学生也有到育才任教的。
“我是经原中央印制厂的同事邓超伦介绍到社会大学学习，是二期政经系的。”88岁的唐珍润老人回忆起60多年前的学习情景，清晰而生动：“邓初民老师给我们讲过政治课，师生关系很好。我们还在他家里结识了史良。史良一见面就很亲切，告诉我们，‘你们都叫我大姐好吗？我把你们当我的弟妹看待’。”
唐珍润老人所说的社大二期于1946年9月13日开始上课，此时距离1946年4月29日第一期放学典礼已有近五个月。社会大学在成立之初被当局视为“危险的异端”，受到百般挑剔和阻挠，社大二期更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举办的。
1946年7月11日，李公朴在昆明遇害；7月25日，陶行知在被迫流徙中病逝于上海。当时，特务还放出消息，要在重庆暗杀邓初民。但邓初民和史良依然挺身而出，接替陶、李两位校长，筹办了社大第二期。
社会大学第二期设有政经系、文学系、新闻系，开学时有学生110余人。邓初民和史良接替社大校长后，坚持民主教育学习和实践。一方面组织学生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加强文化和形势教育，邓初民还亲自作革命形势报告；另一方面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呼吁制止国民党当局强行召开伪国大、“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”、《挺进报》的复刊和发行等社会活动。
两期校长的接替，不仅是社会大学民主教育的接力，更是民盟先贤同赴国难的坚持。
1935年，李公朴、陶行知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，史良参与发起上海妇女界救国会。1936年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，史良、李公朴、陶行知同时当选为执行委员。“七君子事件”中，史良和李公朴同遭南京国民政府逮捕，陶行知因受救国会委托前往欧美亚非宣传抗日救国而幸免。1939年，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，史良担任学校法律顾问。1941年，邓初民在重庆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。
1942年，李、陶、史、邓四人随救国会一同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1945年，中国民主同盟“一大”在特园召开，四人同被增选为中央委员，史良被推选为常委，陶行知被推选为常委、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。此外，史良、邓初民、陶行知还参与筹建民盟重庆市支部，同为支部委员，史良和陶行知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，支部刊物《民主星期刊》发行人为陶行知，主编为邓初民。
特园今貌
李公朴遇害后，重庆各界人士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，会前收到装有子弹恐吓信的邓初民毫不畏惧，在会上大声疾呼：“为和平民主奋斗的人是杀不完的也是杀不绝的”，“照他们的路走是不会错的！”陶行知病逝后，生活教育社、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在“管二八”隆重举行追悼大会，史良、邓初民分别担任主席和主祭。
最终，1947年3月1日，在查封《新华日报》、包围中共四川省委的次日，国民党政府武装查封了社会大学。育才学校也迁离了，管家巷恢复了往昔的宁静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“管二八”也慢慢走向历史和记忆的深处。
如今的管家巷已成连接火药局街和蔡家石堡的通道，中间新建了牌楼，额匾刻有楷体“管家巷”。曾经30多个门牌号，现在只剩下5号、渝中公安分局所在的7号、渝中区政府大楼所在的9号以及领事巷社区养老服务站所在的10号。
在渝中区政府大楼左侧花园的树丛里，细心的人可以发现陶行知先生头像雕塑。其下刻有陶行知向七位男女学生讲课的画面，画面左侧刻有“重庆社会大学旧址”及碑文：“重庆管家巷二十八号。一九四一年——一九四七年。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川东特委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，也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从事伟大教育实践的地方。陶行知先生先后创办重庆育才中学和重庆社会大学，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。”
管家巷陶行知像
社会大学被查封后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未能复校。直到1985年，社会大学才得以恢复，更名为重庆社会大学，“民主老人”、民盟重庆市委第一届主委冯克熙曾担任校长。2005年，重庆社会大学改制并更名为“重庆民生职业技术学院”。这也是“管二八”留于当下的最后回响。